对联和对条
文 鲁旭
说起过年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写春联，以为这是全国的统一行动。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，贴春联只是在西府地区盛行。那时正月初六就收假，正月初七我就在奔向东方的火车上了。沿途望去，西府地区的院门上大髯飘飘，春联艳红，显得喜气洋洋。再向东走，春联就渐行渐少，大髯更是凤毛麟角。等到出了潼关，就连春联都是间或有之了。“西府周秦故里，文化底蕴深厚”这个概念，就是在那时候驻扎进了我的思想深处。
春联是现代人的叫法，区别于非春节时的楹联。凤翔人对楹联不以用途和时令做细分，不论什么时候的楹联，统称为对联，习惯的叫法是“对子”。凤翔人对楹联的构件，却都有准确的名字，竖写的联语叫对条，横写的四字吉祥语，现代流行的叫法是“横额”，而凤翔人只叫它“额子”。之所以这么细分，是因为过去对子的品种和用途太多。
现代人贴对联，大多数人家就只有院门一处，住单元房的也就只有进户门一处。在农村，比较怀旧的人家还会在房门上贴一副对子。
可在过去，凡是有门的地方都得贴，起码通向院子的门上要贴。三十年前人们住的都是厦房，每一个房间的门都通向院子，因而每一座门上都得贴上对子。除此之外，家宅六神神龛的“门”上，也和人的居室一样，要贴上相应的对子。当时富裕人家最好的住宅是“前厅房，后楼房，两面厦子加厨房”，如果这些房屋的门上都贴上对子，那整座院子里真的就春意满满，喜气洋洋了。
贴对子的习俗由古时更换桃符的习俗衍变而来，贴对联习俗的真正形成，应该是在宋代造纸术普遍推广之后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那首著名的《元日》诗，就很能说明问题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王安石诗中出现的是桃符而非对联，就说明在宋神宗的时候，过年时更换桃符还是主流，贴对子还没有完全代替换桃符。
中国的文人历来就有对对子的习惯，在造纸术成熟并得以推广之后，将心中对新春的祈愿以对子的形式书写在纸上，以此来取代桃符，就成为一种时尚。相对于雕刻困难的的桃符，在纸上书写文字更加快捷，造价也相对低廉，因而迅速流布开来，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
古时悬挂的桃符，并不是只有院门上的一块，而是所有的门窗上都要悬挂，甚至室内也要悬挂。当门上悬挂的桃符被对子代替之后，悬挂于室内的桃符也被春贴所替代。凤翔人在用对子代替悬挂于门上的桃符的同时，也用对条代替了悬挂于院子和室内的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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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符在隋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变化，有些达官贵人已经开始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祈愿，以文字或者图画的形式雕刻到了桃符上。宋代以纸质的对子和春贴取代桃符，西府人则根据需要，将春贴的形式分化成了图画和文字两种。因为那时文盲充斥，能识文断字的人太少，出现文人和文盲都能看懂的文图混用形式的春贴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我在《大髯和春贴》那一节中所说的春贴，就属于这种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文图混用形式的春贴。
春贴除过夹在大髯中间图文混用的那一种，还有纯粹图形的年画和纯粹文字的对条。本文不想涉及过多，就不再讨论年画，只说对条。
凤翔人习惯将只写一句话的文字春贴称为“对条”，以区别于同是文字内容却两两相对的“对子”。
对条的使用范围很方，院里院外常见的有贴在院门前边的“出门见喜”，贴在院落中间墙上的“满院春光”，贴在主人居室门楣之上的“吉星高照”等。贴在窗子外边的就写“窗外好音”，贴在灶火墙上的就写“小心火烛”，贴在大树上的就写“根深叶茂”，猪圈门上就写“六畜平安”之类。
卧室内又有炕贴，炕贴贴在顶棚上或者炕墙上。炕的主人如果是老人，对条就写“老者安之”。如果主人是成年人，就写“梦见周公”。如果主人是新婚夫妇，就写“少者怀之”。如果主人是学生，就写“五经魁首”，如果是闺房，就写“灼灼其华”之类。当然，这只是最常见的内容。其实，分别贴在门神跟前的那幅也是对条，而不是对子。
在凤翔人眼里，对子和对条都带着几分神气，当你为他人写对子时也就要认真对待。我儿时乡里就流传着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位穷人，见先生给别人写对子，他也想写一副，只是囊中羞涩，付不起润笔。好在先生写完后剩下一个小纸条，他就求先生免费给他写个炕贴。谁知这是一位无良先生，欺他不识字，想到这人虽穷却孩子众多，而自己作为先生却膝下冷清，就给穷汉写了句“精驴一炕”。这位穷人因此遭到戏弄，先生却也因此瞎了名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